革命的婚礼革命办，这就是几代人的婚姻。
过去的婚礼与现代社会的婚礼大有不同，却又类似。1950年5月1日，国家婚姻法正式实施，这是建国后颁布的首部法律，可见婚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从此以后，“组织”开始影响中国人的婚姻，结婚要打申请、领证需要单位证明和领导签字；婚姻的主导力量是政治、婚礼的突出是简朴。
五十年代一切要体现出“新”，革掉很多的老习俗。干部很显然是这一时期“新”的主要代表，与干部联姻是很多人的梦想。而到六十年代，物资匮乏虽然贯穿着改革开放的前30年，但从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般严峻。因为“三年困难”，食物、物资有关部门的工作职工，突然在择偶时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这个时候，婚礼已不单纯是简朴，而是困难。国人热情好客，终身大事宁可委屈了自己也不能不讲究点面子。很多人从亲朋好友那里借来粮票、烟票、糖票、办一场婚礼却欠下了一屁股巨债。但随着困难时期逐渐熬过，一场大运动却从天而降。家庭出身、职业成分完全主导了婚姻。总而言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红五类最好找红五类，黑五类最好找黑五类；
到了七十年代，政治婚姻逐渐从高潮走向了衰落。
初出生的一代逐渐进入了适婚年龄，比起老一辈，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致使他们更为“根红苗正”，经过运动头几年的洗礼，战斗激情更加汹涌澎湃。政治仍在婚姻中占据绝对优势，婚礼的革命意味空前浓烈。
恋爱常常以“探讨革命工作、交流革命思想”悄悄地进行，经历了破四旧、立新风，革命婚礼革命办。这时期的结婚照渐渐流行起来，组织批准后，拍张手握红宝书、心向红太阳的结婚照，脸上喜笑颜开，心中幸福美满。婚礼上，撒些糖果，请领导和贫下中农宣读誓言，就算是证婚了。
痛说革命家史，倾诉战天斗地的豪情，忆苦思甜之后，一拜毛主席、二拜父母或领导，三是夫妻对拜。
礼成。
以上都是周篱在观摩小叔的婚礼以及对从前的些许认知想到的，这与现代社会的婚礼有些出入，但也没差太多，毕竟这是几代人留下来的婚姻传统不是。周篱跟在周家人身边，至始至终都充当着一个“路人”的角色。
周国力和张春芽都是在轻工业局上班的人，春芽的父亲在里头还是个有品阶在身上的人，自然来参加婚礼的人的身份不会太一般。女方家的条件优渥，这就让男方家显得太过寒酸。
更何况还有周国强这么一个带过帽子的人存在。
于是，婚礼从头到尾，周国强尽管穿的还算干净体面，却从未往前面挤，他带着老婆孩子就跟角落里默默的看着，颇有些心酸难耐。
周篱在此时是很同情周国强的，毕竟小时候周国力还总是围在他身边调皮捣蛋，去哪都是寸步不离的跟着，接送上学的次数更是数不胜数。而现如今，周国力跟他划清了界限，虽说碍于面子请他来参加了婚礼，但却从头至尾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没有喊过一声“哥”。
周国强坐在角落里神情哀伤，眼睛湿润了，略微有些发红，似乎是怕家人发现他的不对劲儿，好几次都偷偷的把头偏到了一边。
周篱看到这样的周国强，鼻子不禁一酸，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趁着没人注意，周篱悄悄把手伸了过去，在老父亲的手上轻轻拍了几下。
周国强震惊地看着周篱，但转瞬即逝，他笑了，笑的哀伤，笑的无奈，而他目光中的难过却渐渐消散了，他在闺女这里找到了安慰，找到了一丝丝的尊严。
周国力的婚礼进行到了一半，门外突然来了三个不速之客，偏偏这三个人还是周篱认识的。周篱震惊地看着董元章嬉皮笑脸地进门，前头走着的是赵伟杰，后面跟着的是张洋。铁三角今儿都有些不同，似乎是经过了梳洗打扮似得，衣服干净板正，一丝不苟的让人以为他们三个是吃错了药。
周篱有些纳罕，心道他们怎么来了？
赵伟杰从人群中看到了张春芽的父亲张作成，快步上前，“张叔，我来晚了。”
张作成笑道：“不晚不晚，前儿你爸爸还给我来了电话呢，你小子来了梧桐县咋也不跟叔说呢。”
赵伟杰笑道，“是我疏忽了，不过今儿来也不算迟，叔您说是不。”
张作成大笑：“不迟不迟，不过如果你爸爸也能来那就更好了。”说完，张作成开始带着赵伟杰跟众人介绍，一圈介绍下来，就没有再不知道赵伟杰父亲的身份了。
这不过就是个插曲，婚礼才是这次的主旋律，可就在婚礼继续时，赵伟杰突然朝着周篱的方向走了过来，董元章和张洋自然落不下，三个长相体面的大小伙子实在是很引人注目。
“没想到我们会来吧？”赵伟杰用肩膀撞了一下董元章，两个人继而笑成一团。
周篱哭笑不得，“还真没想到你们会来。”说着，周篱拉着他们站到了一边，嘱咐道：“我小叔结婚，你们别闹了，老实跟我这边站着。”
“绝对服从命令。”两个人异口同声道。
婚礼现场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包括周老爷子以及家里的那些亲戚们。周国力带着疑惑和春芽继续婚礼流程，而其他就不是这样了，窃窃私语着。
不止是外人，趁着没人注意，陈秀娟一旁拉住周篱的手，小声问道：“董家小子旁边的那个是谁啊？我看你小婶他爸对他还很客气呢。”
周篱笑了笑，“一山还比一山高，谁知道呢。”
“你这丫头，尽说些我听不懂的。”
周篱嬉笑着，“哎呀妈，赶紧看婚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