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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歌厅，老纪让我陪潘小伟上去，他自己下去备车。我陪潘小伟回到九楼，一出九楼电梯潘小伟就吐了，吐得地毯上一大摊。薛宇闻声跑出来，和我一起扶潘小伟进房，安顿他躺下。我问潘小伟要不要请医生，潘迷迷糊糊地说不要，说吐出来就好多了。我给他倒了杯开水放在床头，说了几句关怀的话，见他闭上眼似睡非睡，就退出来了。
在电梯厅薛宇间我：“你们干吗喝成这德行？”
我说：“谁知道他这么没酒量。”
薛宇说：“你的任务是白天陪他出去游览，用得着晚上也陆到现在吗？”
我说：“这是处长队长都同意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薛宇见我不高兴才不说话了。低着头去收拾潘小伟吐在地毯上的脏物。
我下了楼，老纪的车在饭店大门口正等我。我一上车老纪就说：“这小子也真逗，自己没带钱还摆什么谱非要给小费。你说哪儿有借钱给小费的。”我刚刚在薛宇那儿生了一肚子气，对老纪这番话挺反感，我就一句话不说，沉默。我知道老纪是怕潘小伟以后想不起借钱这档子事，我们也不好意思去要，等于平白无故替他交了一百多块钱的小费。我还好，可老纪身上带多少钱他老婆那儿都有数的，花到哪儿去了都得有个交代。
第二天潘小伟酒醒之后果然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我按约定时间在饭店大堂等他，等到快十点了没见他下来。就打电话到他房间，他还没起床呢。迷迷糊糊问我几点了，又说对不起他马上起来。二十分钟后，他急急忙忙地下来了，一见到我就又说对不起不好意思叫你久等了。我说没事你好点了吗。他说很好。我说你昨天醉得很厉害，在歌厅乱唱，没钱还想给小费，回来吐了一地，害得薛先生替你清洁了半天。他说不可能，我从没喝醉过，一定是你编出的故事来取笑我。我再三向他描述他昨晚的狼狈，他再三不认帐，到最后我也木知道他是真记不起来了还是装傻。
他讨好地对我说： “别说这些了， 全是我无赖，我请你吃早茶赔罪啦。”我说：“这都几点啦。”他说：“没关系的，我们去咖啡厅。”
于是我先去饭店门前的停车场找老纪，老纪正在车里听北京交通台的广播。他说我不吃了，我在车里等你们。我又回到咖啡厅。潘小伟已经在那里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着等我。那咖啡厅的名字叫“夏之原”，里边有许多绿色植物，朝南一面墙全是落地的大玻璃窗，外面便是一片宽阔的绿地，绿地的尽头栽了些细嫩的小树，树叶都被五月的太阳热烈地照透。早餐的时间已经过了，客人已经很少，潘小伟独坐在窗前，全身被耀眼的阳光笼罩着。头上修剪得既整齐又新潮的短发，也被灿烂的光芒涂得膜俄，衬着他白白的脸，笔直的鼻子，红红的嘴唇，像油画一样华丽。
我记得那是一个十分安静和温暖的上午。
海岩：上次我们谈到你和潘小伟去了亚洲大酒店的“夏之原”咖啡厅，你特别描绘了一下那个上午，说到那些宽大的落地窗，说到窗外的绿地和树木，还说到灿烂眩目的阳光。好像你对那个睛朗的上午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记忆和非常怀恋的印象。
吕月月：对，那个上午我记得很深。
海岩：为什么呢，有什么特别值得记住的东西吗？
吕月月：说不清楚，反正我印象很深，也许是因为独坐在阳光中的潘小伟，他那时的形象突然给我一种视觉上的特殊的感受，也可能是因为那天我们彼此谈到了自己的许多往事和对未来生活的种种设计。那天我们的心情都很好，好像不约而同地愿意倾诉也愿意倾听。
海岩：你们主要谈了些什么话题？
吕月月：先是他问我的经历，老家在哪里，在哪里上学。我简单说了说我的母亲。对我父亲，我只是说他早几年病死了。我祖上占山为王种大烟这一段，也没说。
因为我的祖辈无论是绿林好汉还是胡子土匪，在潘小伟这种刚刚从美国念完大学回来的纯都市青年的眼里，很难把我这样一个女孩子和这种啸聚山林的家族联想在一起，尽管他自己的身上也流淌着黑色的血y。
后来我又问他在美国学的什么，他说他学酒店管理。他说这是他父亲临死前给他指定的专业。
“父亲希望我今后成为一个管理人员，不做生意，不搞公司，不参与政治，他想要我做一个凭本领挣工资的白领，一个平平安安生活的普通人。”
“那他为什么不让你大哥也和你一样，也学一门专业呢？”我问。
“兄弟两人，总要有一个人子承父业吧，总不能把公司交给我姐夫他们吧。”他答。
我又问他：“你们潘家，是不是仇人很多？”
他说：“可能吧，我父亲在世时还好，后来我就去台湾上中学，又去美国读大学，很少在家，也不问家里的事。直到这次大哥和天龙帮伤和气动了手，我才知道大哥和冯老板互相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