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电项目决定上马，按照三方协议，贵山县政府要出资先修一条进场公路，可以说这条公路的建设，直接影响到项目进场的进度。张敬民代表政府签协议前，找郑季来当面交代，要他在参加会议时表好态，县里一定出钱修好这条路，让另外两方满意。
郑季却很不情愿，说：“你们只晓得要我表态出钱，可是钱在哪里，你们又不知道。”
张敬民说：“你是老财政局长，你对县里的资金运行了如指掌，我们只知道困难，但不知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是要逼你，只是要你帮着我们想办法不是么？从哪里想办法你提出来，需要我们去哪里，找谁，我都上前。”
郑季说：“马上要拿出三十万，不可能，只有从下个月开始，压缩部分开支。可以欠账的，先欠着。有些不该的开支，只要政府下决心，不是不可以。”
张敬民问：“有哪些不该开的开支？”
郑季道：“多了去了。”
张敬民道：“你说清楚，定下来了，该清就清，工作由我们去做。”
郑季道：“这不只是做的问题，是得罪人的事，是要有人拍板担责的大问题。”
张敬民就有点疑惑了：“不该的开支，清理了，怎么就得罪人了呢？”
郑季说：“你要我去表态，我就去表就是。谈到是那些开支不合理，回头我再具体给你们汇报吧。涉及这不该开支的问题，我一时冲动，说出来了，张县长你因为任职时间不长，所以还没有深入了解，以后慢慢地就会明白过来的。”
张敬民说：“回头给我们说？什么是我们？”
郑季说：“至少马县长要在场。”
郑季的话叫张敬民心里不畅。为什么现在不说，要等以后慢慢明白？这火电厂建设项目对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多大的困难都要克服下来。压缩和清理不必要的开支，这个决心有什么下不了的？什么达不了的是，一定要马县长在场才能说出？好吧，转身就去找马运昌，等了一天，马运昌从省里回来，张敬民就去他办公室，当着面把郑季叫来：“你说要马县长在场才说，现在他在了，说吧。”
郑季说：“我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我请马县长理解我的难处。我不是那种大事小事都往领导身上推而自己一点责任也不负的人。财政制度规定得很清楚，要坚持一支笔制度，谁也不能违反。我想请张县长理解我一下，我要是违反了这个制度，把财政搞乱了，那就不是只负责人就能解决问题的事，而是影响耽误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事。所以……”
马运昌说：“你是王大妈的裹脚又臭又长，说这么多干啥嘛，张县长也没有要你违反制度呀，要你把三十万拿出来，好尽快投入进场公路建设，早日完成，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全为了全县发展大局着想。你有困难，不能马上解决，你把困难和问题如实给他汇报，然后大家一起想办法，一件简单的事，你把它搞得这样复杂，说吧。是什么问题？”
郑季被逼无法，说了干部住房维修和“三工一代”两个问题，这是两笔最大的开支，数额大到近一百五十万。
“其它的问题数额不大，可以忽略。”郑季说：“我当局长这两年，每年干部住房维修费就花掉五六十万，按照现在的工程造价，建一千五百平米的房子都足够。”
马运昌道：“住房制度改革不是已经开始了嘛。”
郑季说：“领导签条还有欠账，答应了给老干建房也还没有落实。”
马运昌道：“老干部住房是个事，答应了就要兑现，不过……”
“老干们三天两头来问，在街头遇到也揪住不放，闹得最凶的老曾伯要算一个。”
“曾宪魁呀，他也不反思一下自己，全县三百多离休老干，县级科局级的不少，他一个股级……”
“离休后他享受县级待遇。”
“享受归享受，以前的功劳有多大？给老干建房是一种福利，但是这项福利要是脱离了以前的贡献，恐怕会有很多老同志不服。”
“现在就已经不服了，老干局就很头痛这件事，他们积极性也不高。老干建房费可以先……”
“不行，”张敬民赶紧打断道，“给老干建新房一定要落实，不能欠更不能挪用。火电厂进场公路的钱不能动脑干的钱，得从其它渠道想办法。”
郑季说：“除了干部住房修缮，还有最大的开支，就是三工一代，每年这一笔也特别巨大。”
临时工、合同工、借用工以及代课教师统称为“三工一代”人员。这部分人员全都是行政事业单位在使用，都由县财政负担。这样的情况不不是贵山一个县独有，全省都很普遍，因为没人办事，领导表态，先进人后上报，有指标给指标安排，没有指标就先干着，再想办法去要指标。这就成了劳动制度改革面临的一个难题，所以劳动制度改革启动之前省里下发了文件，对符合条件的，给指标转正，不符合条件的要求清退。事实上，所有的“三工一代”人员都是通过各种关系照顾进来的，要清退谈何容易。因此清理工作断断续续，经历一年多，最后清退出去的极少，省里头三令五申，但作用不大，谁也不过问，也就不了了之。
郑季提供的数据让马运昌吃惊不小，全县现存“三工一代”七百多人，按人头费年均一千五百元计算，近六百人全年共支出九十万！
郑季说：“年初省里就下通知了，要各级进行清理，可是呢？谁把它当成一回事呀。我也不想提这个事的，因为张县长这样逼着要钱，没办法，只好提出来了，这些三工一代人员，清理好了，就是一大笔，修三条公路的钱都够。”
“还有没有其它出路？”马运昌问。
“我想不来了，领导们想得宽，给我指条路走？”郑季道。
马运昌转向张敬民：“你说呢？敬民县长，老郑已经摊牌了，他确实尽力了，话说到这个程度，不能再难为他了呀。”
张敬民说：“清吧。”
郑季道：“清不清不管我的事，我只是说出来开支去向，要叫我停止划拨各单位的临时工经费，我还办不了。清理三工一代，责任单位可不是财政局，自有别的部门负责，也不不是我郑义能办的到的事。”
马运昌道：“这好办，敬民县长牵个头，把劳动，人事等部门负责人找来交代。”
张敬民道：“好。但因为劳动不是我分管，所以请马县长给分管领导打个招呼说一下。”
马运昌点头说：“没问题，这个招呼我去打。”
当下就安排办公室通知牵涉到的单位，第二天到政府开会。
劳动部门是主要责任部门，张敬民就先找李红专交谈，要他们拿出具体方案，主动担起责任来，推进工作。
李红专摇头说：“不好搞，难度特别大。”
张敬民要他说具体。李红专说了，几乎所有的机关事业单位都有临时人员，他们不是不想搞，而这些临时人员要么是领导的亲属，要么是。
“给他们说清楚，省里有政策，我们完全是在执行政策。要他们把政策传达给全体职工。”
“这样安排也是可以的，而且要动起来很快，马上就可以下通知，要求立即执行。但是我还担心，一定会有人跑到单位来吵，说我们办事不公正，执行政策偏颇，工作对下不对上，甚至于要把我告到省地，我怎么办？不要说推进，就连启动都难。”
“不公正？对下不对上？这是从哪里来的说法？”
“不是哪里冒出来的荒谬说法，是真实的事情，上头有职有权的部门使用临时人员，他就摆在那里，没有什么遮挡的呀。”
“摆在那里？没有遮挡？”
“事实上，县政府就大张旗鼓地使用临时人员，下面部门都看的清清楚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障碍呀。”
“谁？”
“有个叫贺国荣的，是水利局的资料员，政府办用来当秘书，而他的工资还在原单位领。”
“贺国荣？不要谁便下定义好不好？贺国荣是正式借调，马县长签了字的。”
“是呀，好多单位使用的临时人员，也都是局长签了字的。这在我们看来，是合理的，正当的，可是在他们那些官位小一点的科局长看来，那就不一样了，都是临时人员，政府可以用，县长签字算数，而他们单位就不可以用，科局长签的字就当狗屁，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听了这话，张敬民心里暗暗吃惊，依李红专这么一说，那借用贺国荣的事，岂不成清理三工一代工作的阻碍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