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驻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大山勇夫中尉的直接上级是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传七少将，更高一级的上司是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1937年8月8日清晨，大山勇夫接到了长谷川中将下达的“密令”，为了严守秘密，以“口头密令”的形式通过大川内向大山传达。8月8日接到上司命令内容很简单：““为给第二次上海事变寻找借口，请服从命令很好地去捐躯。请你为国捐躯，我们会照顾你的家人”为了不给中国方面任何推卸开第一枪的托词和借口，上级还周到地要求大山勇夫“不要攻击”，也就是不许携带武器。
大山勇夫接到命令的刹那间是有些后悔的，后悔没有早结婚。他知道自己被选中去捐躯的主要原因就是单身，没有家庭负累，而且还有个哥哥可以照顾母亲，对海军来说自己真是最佳选择，价格便宜量又足的炮灰。
同事们都知道二十六岁的大山勇夫还是个处男。可是没有人知道，大山已经在热恋中了，他爱上了在上海“三幸”工作的麻生和子，这是段姐弟恋，所以大山勇夫羞于启齿。卢沟桥事变以来，上海形势也越来越紧张，大山勇夫知道一旦开战，他作为一线军官，凶多吉少，可是他还是挂念着自己的初恋和子。他在给和子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我每月有一次休息，那天你一定会带我去吃饭。(7月)25日见面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否还能活着见到你。因为你说今天一定是要永别了，我非常不愿意，尽管想着31日是见不到你了，但是因为今天我还活着，忽然非常在意你怎么样了，就过来了。7月25日见面的时候我曾说剪发的时候留了一点头发，想一半留给母亲一半留给你，你说下次带来吧。”
现在命令下达了，大山勇夫没有别的选择，军队就是这样，你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上级有的是办法让你死得一文不值，现在去死至少能给家人好的生活。8月8日的白天，就在胡思乱想中很快过去了，晚上，大山勇夫还没有从白天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他的卫兵发现了他的颠三倒四，担任大山中尉卫兵的宫崎政夫(海军一等水兵)的信中写道：“(8月8日)吃过晚饭，整理文件。虽然他命令我们将不要的文件随时烧掉，但那天他自己烧了。烧完后他去洗澡，只擦拭了身体。之后他走到外面，把手放在腰间仰望天空。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换上了和式内衣和兜裆布。”
大山回到房间，写下了他最后的日记，《大山勇夫日记》中“8月8日(殉职前日)”的最后一篇日记，以“大队长视察整备状态”结束，大山小心地把自己大山中尉的“遗发”和母亲送的半纸宽的用绢布做的千人针用日本纸包好，在包装上书写了“家人云：尽忠义”，与“上海丸”的明信片一起，夹在事件前日的8月8日这一页中。(1
“上海丸”的明信片的背面，中央大大地写着一个“断”字，下半部记有：“自戒一、即临战场须全力戒备。二、去除杂念盯住敌人。三、切勿关心女人的事情。四、士魂。五、锻炼身体，使体从气。六、任务就是力量。七、大丈夫唯丹田之气。八、战斗一般的目的是把敌人压倒性歼灭，迅速取得战争胜利。9日。”
大山知道自己明天一早还要给执行最后的公务，给中队最后训话，不会有时间再给家人写什么东西了，于是他细心地在明信片上最后记的是9日的日期，夹在日记8月8日的位置。这大概可以看作是写于8日或真的如字面那样是写于9日的“绝笔”。“断”这个大字，可能包含着为“为国捐躯”这个任务而“果断执行”，以及其结果是“了断”自己生命这两方面的意思吧。“去除杂念盯住敌人”这句话，让人想起没拿手枪，为了被射杀而盯着敌人(中国士兵)驱车疾驰的大山中尉的样子。“切勿关心女人的事情”，这是大山勇夫在生命最后一刻也难以忘怀和子的证明。”(19)
大山勇夫到最后一夜还是在想着两个最爱的女人，他把自己的头发作为遗物给母亲和女友每人一半死前书写“切勿关心女人的事情”，恰恰是因为忘不了她。(20)
最后一句“战斗一般的目的是把敌人压倒性歼灭，迅速取得战争胜利”，可以解读为大山被“密令”“为国捐躯”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大山被杀为借口，使第三舰队迅速“攻击中国军队，压倒性歼灭，取得战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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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山勇夫准备去死8月8日傍晚，日本同盟社上海支社长松本重治正骑着他用九十块鹰洋买来的白马沿司考脱路（今山阴路）向北面悠然自得地前进着，这是他一天中最悠闲的时刻，平时他总要往北骑行五公里，可是今天很不幸，他才骑了一公里，就被中国保安队用上了刺刀的步枪制止了，根据一二八停战协定，中国陆军不许进入上海，所以在上海华界（相对于外国治理的租界，中国政府治理的地区叫华界）你只能看到保安队。松本重治发现保安队员们胸前都挂着*，步枪上的刺刀明晃晃的发着金属光亮；于是松本操纵马匹向右转，企图从另一条斜着的路向北去，但是他恼火地发现，这里也被一队荷枪实弹的保安队挡住了。很明显，松本以后不可能再向北遛马了，这说明中国保安队正在向公共租界以缩小包围圈的形式推进。
同盟社实际上是日本政府以新闻通讯社形式搞的半官方情报机构，三十年代的上海，是间谍乐园，仅仅是日本在沪的间谍机构，就有一打之多，陆军的、海军的、外务省的、朝鲜总督府的、台湾总督府的……所有你想得出和想不出的机构，都在上海搞情报，更不用提军统、中统、蓝衣社、中共、共产国际、苏联红军情报局、西北边防军情四处、美国海军等等，估计你随便在南京路上喊一句话，都有四五个间谍以为是接头暗语。松本重治对日本各方的动向均很清楚，他也与中国政府高层官员有交情，比如说，他现在就很清楚船津辰一郎刚到上海的事情，也很清楚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日本通高宗武即将在明日与川越大使会谈，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刻，中国方面包围了租界。他不禁为上海的万余日本侨民的安全担忧了起来，也默默祈祷中国政府能够接受日本最新的和谈方案。
松本重治在上海工作了好多年了，他并不是一个仇华的人，正相反，他因为对中国人太宽容而被一些日本军方人士所仇视。去年，当他采访日本关东军田中参谋的时候，田中很无礼地对他说：“我不会接受你的采访，你和我是两种不同的人，你把中国人当人看，而我把中国人当猪看。”被这种荒谬偏见激怒的松本也反唇相讥：“你说的对，我是把中国人当人看，我也根本不会采访你这种人。”
松本重治知道，在日本，像田中这样的人正在掌权，七月份，本来在石原莞尔等不扩大派的一再努力下，近卫首相准备派自己的私人代表，一位常凯申信得过的人去南京，转达和平谈判的希望，结果，这位首相的私人代表居然被宪兵抓捕了，关了十几天才放出来，愤怒的首相责问陆军大臣，陆军大臣推说不知道有这事儿。
这次是因为天皇亲自吩咐下来要和谈，陆海军高层不得不装个比，可是，暗地里，主战派肯定还有阴谋，那会是什么样的阴谋呢？
松本重治的感觉很对，中国方面确实在保安队上动了手脚，张治中偷偷用正规军乔装保安队，进驻了上海。钟松旅13日被紧急调往上海，这个旅很不简单，是国军精锐部队之一。12日、13日蒋均有电令钟松旅一团速开往上海。21日统帅部又令“钟松旅之一团不宜急遽开入上海，可将该旅驻松江附近待机”。24日，钟松旅被更名为独立第20旅。此后直到8月11日再未发现提到该部队番号的电文。
后张治中派了钟松旅一个团化妆成保安队进驻虹桥、龙华西；一个团化妆成宪兵进驻松江。这种小动作显然被日方察觉，因为7月28日俞鸿均急电蒋介石“日方对我保安队之举动深为疑虑”、“询问增加人数及建筑、防务各情形”……8月6日俞的电文：（日方）“认为我保安队之防御动作为违反协定威信及刺激日方。如不设法，恐两方情绪紧张，必激成事变”……8月8日俞的电文“川越谓我外部态度倔强，中央积极备战，情势悬隔，即使谈判亦属无益等语”……
命运转折关头的8月9日，就是伪装成保安队的钟松旅住虹桥机场的那个团，击毙了故意送上门来的大山勇夫。
8月9日清晨，大山勇夫中队长起床后在浴室用冷水擦洗身体，这是履行了武士道的临死手续：在前一天夜晚换上新的和式内衣和兜裆布，早晨进行“斋戒沐浴”，是武士道决心赴死的佐证从《大山勇夫日记》中收录的大山中尉部下们的书信，可以发现8月9日大山中尉异常的言行举止。
大山第一中队麾下的小队长池田忠太郎写道：“8月9日早晨，中队长起床后在浴室用冷水擦洗身体。”从武士道来看，在前一天夜晚换上新的和式内衣和兜裆布，早晨进行“斋戒沐浴”的大山的行动，可谓他决心赴死的佐证吧。接着，大山在那天的上午，集合中队的全体人员，命令他们闭上眼睛。大约一分钟。他说：大家今日即使战死也没有任何挂念的请举手，“很好，放下”；对死或者对故乡没有什么挂念的请举手，“很好，放下”。全体成员睁开眼一看，大家都下定了决心，十分振奋地举着手。中队长不停地感谢，说这才是真正的奉公。说到这里，中队长感怀至极，竟一时没了言语，眼睛里放出异样的光。我们大家也在那一瞬间感到眼眶发热，大家更加深了以死报国之心。
大山中队长的讲话，可以理解为收到“为国捐躯”命令的他，为自己下了“最后的决心”。“感怀至极，竟一时没了言语，眼睛里放出异样的光”，是对大山兴奋状态栩栩如生的描述。关于这一讲话，村田廉平写道：“当日的整个上午，在中队长的精神讲话中包括恭读军人敕谕、军人选择赴死之地点非常重要等，这些都增加了大家的紧张程度，还有关于之前上海事变的内容。听了两个小时受益颇深的讲话，然后结束。”在上海的战斗还没有开始时说“军人选择赴死之地点非常重要”这样的话，可以理解为是为了说服自己接受“密令”慷慨赴死。
8月9日晚饭之后，大山中尉出去了，无论是着装还是行为与平时都有不同。部下的书信中有如下记录。
“当时，一般情况下小队长(原文如此)会穿便服，带着一名下士官出去。当天却是着军服，佩长剑，只和驾驶员两个人出去视察(村田廉平)”。
“平时去租界外都是着便服出去，而且去哪里都会说一下。那天什么都没说。可能是穿军服去本部方面吧，我也没有问。问身后的卫生伍长，他说去租界外视察。我想穿军服去那多危险啊(宫崎一等兵)”。
大山中尉平时到租界外“视察”时，为隐藏日本军人身份，常常着便装，仅带着小队长和下士军官前去。而在8月9日，大山中尉却穿了能让人一眼认出的陆战队将校的军装，没带手枪，也没透露目的地，只和司机斋藤兴藏一等兵出去“视察”了。釜贺少佐的话：“被要求‘不要攻击’，然后没带武器就出去了。”也证实了这一点。
收录在《大山勇夫日记》中的《母亲的感谢信——大山静》里这样写道：
昭和十二年(1937)8月9日6点半，去往上海虹桥机场的牌坊路上和斋藤三等士官一起战死的勇夫，清晨用冷水净身，奉读了(天皇)赐给军人的敕谕，做了耐人寻味的讲话，整理了文件，书写了“断”字。唯独在这一天，穿着军装却不带武器就出发了。我不清楚这是会出事的一种莫名预感还是早已作好牺牲的准备。后来我收到的遗信中，信袋里的信纸被分装在四个信封中，且留有他的头发。
母亲看来还真了解认为，儿子，她看出了大山勇夫在8月9日出发时已有战死决心。
大山勇夫选择了斋藤一等兵作陪葬，其实，这不是他们两个第一次冒险冲击中国军队阵地了，从一起被射杀的驾驶员斋藤兴藏水兵在事发之前给他父亲的信中也可推测出来，其文如下：
(8月)2日傍晚，(大山)中队长没带武器与下士官两人乘车出去视察状况。查看了上海可以作为战场的各个地方，沿着突角阵地的前方行进有敌人严密坚固的防御阵地。道路上摆满了沙袋和铁丝网以阻止车辆的通过，向田地中间看去，有大块土堆修筑的机关枪阵地，在阵地道路的两端有允许士兵逐个进入的战壕，各个战壕阵地里都有两三名哨兵站岗，而道路周围的民宅、学校以及寺庙里驻扎了不知有几万人的保安队。我们乘坐汽车一个接一个地仔细勘察了各个敌阵情况，哨兵们看起来心不在焉。在勘察一个敌阵时，哨兵起身似乎发现了我们，我们正要驱车离开时他们想要朝我们射击。此时大山中尉队长下车手持日本刀大吼你们是什么人时，他们吓坏了，跑了半条街之远。
再次乘车准备出发时，这次遇到了真正的射击。原以为是空弹实际上却是真枪实弹，很幸运没有被击中。就凭中国军队的枪法无须担心会被射中。到处都有便衣队出入，中国军队认为敌人随时都可能来犯，所以一直在修筑阵地……这次就是一点小事引起的冲突。(31)
从斋藤水兵的信件很容易看出，虽然只是8月2日的“视察”情况，但当时中国军队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存在着“随时开战”这样一触即发的危险状况。在临战态势更加严峻的8月9日，如果身着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军装，接近并试图进入配备中国军机的虹桥机场的话，必然要遭到射杀，大山中尉出发时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的送死计划，这一点是可以肯定可以实现的。
在《中国方面海军作战》中有这样的记载：“8月9日18点30分左右，上海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第一中队长)大山勇夫中尉(8月9日升为大尉)，乘坐由一等兵水手斋藤兴藏(8月9日升为三等士官)驾驶的陆战队汽车去附近视察，以及与陆军本部联络的途中，在距位于上海西部的虹桥机场东南角西门以北约100米处，即跨界道路的牌坊路上，被中国保安队射杀，斋藤一等水兵则被带走后杀害。”
另一方面，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在9月9日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密电中有如下报告：
今天下午5点左右，在虹桥机场附近，两名日军将校驾驶汽车侵入我警戒线，径直朝机场方向行驶。他们不听我方制止命令，反而向我守备士兵开枪。我守备士兵最初没有还击，该车进入牌坊路，该处的保安队听到枪声后赶了过来，因为日本军官再次开枪，保安队开始还击。一共有四声枪响，最终该车前轮陷入路沟停下。车上一名日军军官在下车后向田地逃跑时被击毙。另一名军官在车外被击毙。搜查随身物品发现有两张名片，上面印有海军中尉大山勇夫的字样。我军也有一名士兵中枪阵亡。
日本方面的记述是下午6点30分左右，中国方面的记载是下午5点左右，中国和日本有1小时的时差，大体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射杀现场一致，在接近中国军队所驻虹桥机场东南角一门口的牌坊路。虹桥机场就是现在的虹桥国际机场，是距当时的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相当远的外围区域。
随着虹桥机场的几声枪响，淞沪会战进入了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