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桂他们是傍晚时分到的苏州。苏州站是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三十二年（1906年）沪宁铁路第二期工程(南翔至无锡)中修建，于光绪三十四年竣工；站屋系平房，长19.2米（63英尺），阔10.67米（35英尺），设售票窗口6处。两侧为辅助用房，月台两座，造价7.15余万银元；地道一条，耗洋7190银元。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廿五日(公元1906年7月16日)与无锡站同日举行建站通车典礼，同年五月廿七日(1906年7月18日)开办营业。建站时，因车站设在苏州，故名苏州站。民国廿五年五月(1936年5月)，因苏州改名吴县，车站随之改称吴县站。
师长和副师长凌兆尧都迫不及待地要赶到第三战区司令部去，不仅仅是报到，还有蹭饭的因素在里面，在酷暑天连续赶路，好多天没吃顿安心饭了，可师部直属部队还没全到，后面有两列车载着十四师的宝贝疙瘩：八门日式山炮还要半小时后才到。这么多直属部队要卸车、整队集合、开往临时宿营地，这就得郭汝桂带帮参谋操心了。
第十四师是个调整师，也就是所谓德械部队。按编制：
师直属部队：
1个炮兵营：3个*炮连（12门75毫米山炮）,1个战防炮连（4门37毫米战防炮）,1个高射炮连（4门20毫米高射炮）;
1个工兵营;
1个通信营（2个有线通信连，1个无线通信排）;
1个辎重营;
1个特务营;
1个卫生队（平时为师医院）.
但是依照国军一贯的风格，这些编制仅仅是纸面上的而已。比如那个*炮营，不仅没有12门只有8门，而且都是仿造的日本大正六年式山炮，是日本四一式的简化版，炮架和四一式相同，炮弹和四一式通用。但是炮膛，闭锁机，瞄具简化，驻退机样式有些差异，防盾采用山炮兵的宽防盾，重量521kg，最大射程6400米，两者外形相似。这是汉阳兵工厂在民国十年逆向工程的成果。
除了炮兵营的*炮连是个残缺老旧货以外，高炮连是根本不存在的幻象，辎重营缺编一个连，战防炮更是不知所谓，也好，这样今天郭汝桂就轻松多了，很快师部列车上的特务营通讯连等直属队伍卸车整队完毕，他让特务营长负责带队去宿营地，后面他带着参谋们主要是等下山炮营，交代清楚，安排好了让参谋监督就可以去休息。不过现在有个不好的消息，有趟西北野战军的列车要在十四师炮兵营前面进站补充给养和饮水。郭汝桂只能希望他们动作快点儿，因为他真的很饿了。
西野的军列没有让他失望，轨道刚腾出来就进站了。这是一列基本由闷罐车组成的军用列车，由于天气闷热，闷罐车的车门都打开了一条缝透气。列车一停稳，车厢门便纷纷打开，从每个车厢上跳下了一群群西野的战士们，明显地，西野的临战管理比中央军严格的多。不像中央军在长途机动中，为了散热，脱的只剩下背心短裤，西野的战士头戴钢盔、手执武器，披挂整齐，由带队的士官整队后，匆匆结队去做自己的事儿了。
郭汝桂颇有兴趣地观察着西北野战军的战士们，他发现这真是一支特别的军队。首先，他们大量配备了手提机枪，也就是他们自己说的*，眼尖的郭汝桂可以确定每个步兵班有二个*手。他们手里的民23式*郭汝桂在陆军大学的时候评估过的，这是苏联ppd34*的仿制品。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面临国内外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务，加上有些军事思想陈旧落后，使红军根本无暇顾及为部队设计装备新型兵器，特别是*这种自动武器。
30年代苏联红军开始开发一系列新型武器的问题。但是新兴*的研制仍然不是日程的首要目标，他们只是想对当时已有的*进行创新性改进。该项目负责人是瓦西里-德哥亚列夫（德哥亚列夫，即著名的捷格加廖夫），他使用的是混合型设计方案，综合多国*的特点，制造出了苏维埃第一批*，也是最默默无闻的一种：德哥亚列夫1934（ppd1934）型*。首批ppd34*生产与1934年，这种*的设计理念主要来自于德国mp18ii型*，构造和性能也与之颇为相似，它拥有一定的后座力操纵系统，不过在设计上还采用了芬兰索米*的一些设计理念，例如它的供弹方面。它的机械设置和德国伯格曼系列*几乎一摸一样。它的供弹装置有两种，一种是类似索米*的71发弹鼓；另一种是25发弹匣（由于红军使用瓶颈状的托卡列夫7.62mmp型无缘弹，所以弹盒必须是弯曲的）。
在苏军内部，对于步兵轻武器远远不如对火炮、坦克、伞兵装备来得重视。莫辛纳甘栓动步枪被认为是最适合苏联现实的武器：容易制造、使用维护简单、耐用扛造，还有长枪刺，苏沃洛夫说过：刺刀是好汉，子弹是怂蛋。苏联红军脱胎于俄罗斯军事传统，向来不缺乏手握长枪，视死如归的庄稼汉，对于*这种会短时间消耗巨大弹药量的自动武器，有着一战和内战经验的苏联红军是不大感兴趣的。自然了，ppd-34遭到了冷遇，在苏联内部的产量少得可怜，1934年44支，1935年23支，1936年911支，1937年1291支；对比之下，莫辛纳甘步枪在1937年到1938年的产量达到了308万支。1939年2月，苏联国防委员会更是做出了大快民心的决定：把所有ppd34收进仓库不再使用。这种对*的极度蔑视，在苏芬战争中结出了硕果，芬兰陆军用苏米*把苏联红军打出了翔，苏米*配用70发超大弹鼓，芬兰滑雪兵经常夜间就一两个人拿一支*，几颗*偷袭苏军一个连，打完一个弹鼓扔掉几颗*就滑走，一般都能干掉苏军一个排。喜讯传到莫斯科，慈父大怒，明令苏军必须立刻装备大量*，并且要配比芬兰苏米*更大的弹鼓。慈父的命令是不能糊弄的，否则后果是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责任人的三代内血亲，于是仓库里的ppd34被立刻拿出来应急，同时紧急组织生产，40年一年就生产了81118支ppd34*。当然了，都配上比芬兰苏米*更大的弹鼓：多一发，71发。
西北边防军在ppd34*刚推出就引进了，这不奇怪，西北边防军司令刘越石早在黄埔军校时代就组织过手提机枪突击队，在东征时候派上了用场，后来西北剿匪也屡立战功。酒泉兵工厂得到苏联ppd34的生产图纸和授权后，立刻开始生产，称为民23型*，这种*有着800发/分钟的高射速，与苏联不同的是，民23型*使用25发短弹匣，没有生产弹鼓。有关这一点的原因，郭汝桂代表陆军大学与长安高级步兵学校探讨过原因。据长安步校介绍，主要有三点，一是苏联的弹鼓设计完全照抄芬兰的，可是ppd34的供弹接口与苏米*不一样，只好加了一段金属管，弄得制造很复杂，难以保证精度，苏联自己的每支枪弹鼓都不能通用，这支枪的弹鼓，用到另一支ppd34上就不行。每支枪配两个原装弹鼓，用坏了枪就废了。二是弹鼓容易变形，变形了就无法发射，西北边防军战术动作要摸爬滚打的，经常一个滚翻，弹鼓就瘪了，没法儿用。三是弹鼓里面的弹簧等供弹机制，如果没有装满子弹就遇到震动发出哗啦的响声，这对于经常采用夜战偷袭伏击等鬼祟战术的西北边防军来时，根本不可以接受，会被敌人发现，危及整个战斗。郭汝桂当时蛮赞西北边防军的装备研究注重细节和实战的，这在中央军或者其他地方军队，根本不可想象。
当时中央军和地方军里流行的是毛瑟c96自动手枪，也就是俗称的二十响驳壳枪。从排长以上的中层军官，都爱这玩意儿，甚至有的将领成建制装备这货，冯玉祥的贴身警卫部队就是手枪旅。后来张自忠在台儿庄投入战斗的手枪营，人手一把二十响一把大砍刀，是能扭转战局的精锐部队。原因是列强曾经在1919年由于中国内战不断，对华武器禁运，那时候各军阀部队只能买到自动手枪，*等属于禁运物资，以至于习惯成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