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8日夜，刚刚从日本海军武官处回来的蓝正东一身酒气，虽然天气很热，但是他却身穿三件套西服，带着宽边眼镜，满面流汗，用日语与已经熟悉的日本哨兵寒暄了几句后，慢慢地步入自己在公园坊边的家中。
西江湾路476弄公园坊位于工部局游泳场附近，公园坊由3排毗连住宅组成，坐北朝南，高三层，混合结构。立面清水红砖砌筑，层间嵌水泥饰带，山墙侧为卵石饰面，立面采用券柱廊，砖砌门楣，木装修。檐口采用高出平台的三角形山墙，有小装饰显示。这种山墙在古典主义建筑中，往往是立面构图的中心，是一种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公园坊六幢建筑，均属欧美毗连式公寓现代派风格，局部带古典韵味。公园坊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占地面积6800平方米，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单体建筑面积为132.7平方米。投资业主是三个台湾人：刘灿波、凌伯驺和蓝正东。
1937年的台湾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40年了，台湾人被迫讲日语，用日本护照，不过，很多台湾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宗，于是，大量台湾人到祖国大陆发展，历届中国政府也没有忘记台湾同胞，对他们给予国民待遇，称为台籍人，或者简称籍人。而这三位台湾籍人都是有故事的人：
刘灿波，又名刘呐鸥，于1905年9月22日出生于台南州新营郡柳营庄，是第一位在上海主持报业的台湾人，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投資大陆房地产，成为名符其实的“台商”。在他传奇性的一生中，曾任书局老板、创办杂志、创作剧本、担任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谍报片的导演、筹组电影公司、出任新闻社社长、引介翻译欧洲电影理论。的父亲刘永耀是柳营的望族，1908年迁居到新营。1917年他十二岁时，父亲过世，此后家中祖产六百余甲田地便由母亲陈恨掌管，到他成人后，也不让他过问家中产业，经常引起他的不满。陈恨是台南县东山乡的望族之后，性格特别刚强，行事处处严守大家庭的繁文缛节。刘呐鸥不喜受拘束的性情和母亲格格不入，母子间时生龃龉。刘呐鸥排行长男，下有妹妹琼英，弟弟樱津，最小的妹妹琼箫三岁即夭折。和一般日据时代台湾有钱人家的父母一样，子女成长到青少年时期，陈恨便送他们前往日本求学，自己则独守偌大产业，度过寂寞岁月。刘呐鸥虽然和母亲性格不合，但是事实上他是很体念母亲的。他本来有志前往法国学艺术，但因为母亲在，不敢远游，所以选择在较近的日本和上海求学。
1912年刘呐鸥七岁，进入盐水港公学校就读，1918年十三岁时毕业，进入台南长老教中学(即后来的长荣中学)，学业平均总在八十分以上。他旋即于1920年退学，转到东京的青山学院插班中学部三年级。1923年中学部毕业，继续念青山的高等学部(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文科，专攻英文学，于1926年3月毕业。毕业后立即到上海震旦法文班插班入学，到九月间和戴望舒同班。
1928年刘呐鸥拿出资本，跟施蛰存和戴望舒合作开设「第一线书店」及出版文学刊物《无轨列车》。不过四个月后书店即因「宣传赤化」之嫌被迫停业。次年，他们再办水沫书店和《新文艺》月刊，并结织了穆时英。由于通晓英、法、日等语，见识比较广博，刘呐鸥对当时外国新派文学及电影风尚十分熟悉，且极为热衷。这段期间，刘呐鸥陆续在杂志上发表小说、电影漫谈和翻译，并于1930年出版小说集《都市风景线》，在文学圈中颇为活跃。与施蟄存等人被归类为“新感觉派”作家。
不过到了1931年初，刘呐鸥开始弃文从影。由于刘呐鸥无法再投入资金，加上书店的出版物又被指「宣传赤化」，众人决定自行结束水沫书店。后来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刘呐鸥迁入法租界，渐渐不想再干文艺事业，于是淡出文学圈子，转而从事电影工作。
1932年28岁
发表电影评论《影片艺术论》，出资成立[[艺联影业公司]]，并由黄漪磋领队至广西实拍摄《猺山艳史》（杨小仲导演）
1933年29岁
三月，与[[黄嘉谟]]等人合办《[[现代电影]]》并发表《ecranespue》、《中国电影描写的深度问题》、《欧洲名片解说》、《论取材：我们需要纯粹电影作者》、《关于作者的问题》、《电影节奏论》；七月至十月，与黄嘉谟至广州，率领[[艺联影业公司]]沪粤二地的男女演员拍摄新片《民族儿女》，编导工作由二人负责。此片为黄氏与联合电影公司合作拍摄之作品。
[[1934]]年30岁
发表剧本《adytokeepyoupany》及电影评论《现代表情美造型》、《开麦拉机构——位置角度机能论》、《作品狂想录》
1935年31岁
七月，与[[黄天始]]等人进入[[明星公司]]编剧科，完成剧本《永远的微笑》后，进入[[艺华]]担任导演
1936年32岁
编导《初恋》（艺华），后赴南京中央电影摄影场担任电影编导委员会主任及编剧组组长
1937年33岁
一月，编剧《永远的微笑》上映，编写分幕剧本并联导之《密电码》（中电）推出
凌伯驺生于1985年，他的故事在于他背后是台湾第一大家族，首富台北凌家，当时的凌家据日本有关方面调查，资产在一亿元以上。他获得凌家当家人凌熊徵资助，得以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商科，毕业后曾经担任一段时间凌夫人（大名鼎鼎的盛五小姐盛关颐）的秘书，后来进入了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工作。
蓝正东生于1904年台湾台南，他的父亲蓝衡是台湾著名学者，生于1878年的福建龙海富豪之家，本来可以在这样幽雅的家园中无忧无虑地成长。然而近代中国灾难深重，复巢之下，安有完卵？外敌袭来，无人可免。蓝衡18岁时，家难国难接踵而来。他的父亲因故乡沦亡悲愤不已，于1896年8月14日辞别人世。台南陷落不久，日本政府相中城北环境，要在此地建造法院、宿舍，征购了蓝家祖屋。于是蓝氏家族被迫别离了已经聚居二百余年的故宅流散四方，连横一家也迁到城西。
日本政府对台湾的现代化实行了限制措施，尽量不在台湾发展工业，形成了所谓工业的日本，农业的台湾的产业布局。在教育上面，日本除了实行日语教育外，还别出心裁地，不给台湾建设高等教育机构，整个台湾只有一所大学：台北帝国大学，而且，可以理解的是，主要名额留给到台湾的日本移民子弟。日本人觉得知识越多越反动，越不好管理，所以在台湾只有职业教育和普通中等教育为主。技工学校倒是真不少，可是对于蓝家这样的衣冠士族而言，祖上科举捷报频传的，到这辈子成了车工钳工？当然一万个不愿意。蓝衡从此对日本的殖民统治深恶痛绝。他心系中华，但又明白清廷腐败无能，于是渐渐地参与了孙文领导的反清革命，成为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胜利后，他专心撰写了台湾通史，这本书的面世把蓝衡在台湾文化界的地位得以确立，终于让他有以安慰蓝家先贤。蓝衡作为台湾文化界的名人，与日本台湾总督府及台湾首富林熊徵都有密切往来，然而他是个深明民族大义和历史进程的人，对日本侵华势力的疯狂，他从来就心知肚明，他爱中国，也教育自己的儿子蓝正东要为国尽忠，1936年春，蓝衡在沪患肝病，6月28日病逝，享年59岁。弥留之际，嘱咐蓝正东：“今寇焰逼人，中日终必有一战。克复台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后不到二月，正东诞子，因名之为“战”。
蓝衡的女儿嫁给了凌伯驺，因此蓝正东成了凌伯驺的小舅子。1929年，蓝正东毕业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科，毕业后，蓝衡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再为日本人效力，于是他写信给同盟会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张继，经张继介绍，蓝正东来到了当时正在大肆经济建设，求才若渴的西北，面见了西北军政长官刘琨上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经过一番谈话，对他十分欣赏的刘琨上将建议他选择了另一条路去报效国家：从事对日情报工作。经过仔细考虑，他同意了。于是，在接受了情报专业培训后，他被秘密派遣到了上海，先是进入了凌熊徵在上海的地产企业做管理工作。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对台北凌家采取了扶持的政策，凌家的企业是得到日资企业同等待遇的，被视为他们自己人。
西北边防军司令部的军情四处对情报人员的安插和培养是有全盘计划和步骤的，蓝正东在上海的前几年那是相当的悠闲，他甚至有了自己投资的产业：公园坊。当时凌伯驺和刘灿波这两个台湾老乡找他，表示要让他的公司帮助他们建一块物业，蓝正东把这事儿汇报给了军情四处上海站，没想到，军情四处表示，他们会给蓝正东一笔钱，作为蓝的投资，入股参与这片物业。
原因是军情四处预计上海迟早成为中日的战场，而虹口作为日军的老巢，是军情四处朝思暮想要安插情报基地的地方，于是公园坊的建造，就成了天赐良机，蓝正东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又拥有虹口的房产，这个情报点真是太合适了。西北军情四处还在建筑包工队里动了手脚，当时上海有几支著名的建筑队伍是有西北背景的，他们在修筑公园坊时，建造了地下暗道和复壁密室、伪装成晾衣服杆的电台天线等构造，方便了以后的情报活动。从此，公园坊成了安插在日本陆战队身边的一颗*。
修建公园坊时，蓝正东特地留了一幢房子，给年老的父母连横、沈筱云和刚从淡水女子高等学校毕业的三妹秋汉来居住，也顺便掩护他自己的工作。1934年蓝正东结婚后，也住在这里。可惜父亲因病去世了，七七事变后，上海形势紧张，蓝正东将老母、妻子、儿子都送上了日本遣返侨民的轮船，现在这栋小楼里只有他和一位老佣人。这是一栋三层楼房。一走进蓝正东的住所，见到楼梯过道和佣人起居室，左侧前为客厅，中置卧房，后面是餐厅，天井一侧是卫生间及厨房。二层楼右前方朝南有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小书房，有晒台可晒衣、纳凉。三楼与二楼的布局及使用功能基本相同。
当时，蓝正东住在左边楼上的房间，围墙外边不远，就是铁道。附近另一栋类似的二层楼房，是他妹妹家，那旁边有一排房子，住着八户人家。那排房子再过去有一块草坪，有沙坑、跷跷板等设备，供小孩玩耍。草坪再过去，是“公园坊”，三排摩登的三层楼房子，共三十三户，那是父亲和朋友合资盖的。父亲当时在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工作，并投资建造房地产。公园坊的住户都是三菱株式会社的高级职员和家属，从日本到上海工作，就集中住在这里。
蓝正东正是在日资企业日本护照这些掩护下，成功地在虹口组建了情报网络，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在上海的日本军政企业界逐渐成了著名的百事通人物，在军情四处提供的资金和情报帮助下，在上海与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竞争的日本台湾总督府的情报机构逐步注意到了这个凌氏企业在上海的管家能人，慢慢地，吸收他成为了一个双料间谍。
有了日本台湾总督府的情报人员这个身份掩护，蓝正东的情报工作更是如鱼得水，军情四处也加大了对他的支持力度，他的夫人和这位老佣人，都是他最得力的情报助手。隐藏在家里的无线电台，是与军情四处沟通情报的最有力工具。为了安全，蓝正东家里的无线电台是轻易不启动的，情报一般是由老佣人或者他的夫人送到接头处，再转送给专门无线电台发送。但是，开战以来，日军切断了虹口与外界的交通，也把非日本人都驱赶到了苏州河南岸的租界去，蓝正东乃不得不紧急启用了这部无线电台。
最搞笑的是，由于公园坊安全可靠，蓝正东又是日本台湾总督府情报人员，日本陆战队北部支队的指挥部就设立在这里，十六日上海特陆司令部附古田中佐刚来就职的时候还特意来拜访了蓝正东，请他原谅打扰。蓝正东让老佣人作了一顿地道的台湾菜为他接风，当然少不了清酒伺候。顺便把北部支队的新部署摸了个底儿掉发给了西野军情四处。今夜，又有他刚从日本海军武官那里了解到的机密情报要迅速上报。可怜的海军武官，从8月10日起就没见过女人了，当然了，是没在床上见过女人，日本大使馆撤侨工作很干脆彻底，把日本海军俱乐部的艺伎也撤了个精光。可把少佐憋死了，今天下午他不停地给蓝桑打电话，蓝正东晚上借口带少佐去见一个情报下线，自己开车送他到娱乐场所去解了馋，对于日本历任海军武官的寡人之疾蓝正东都是热心人，他就是经过一年的等待和观察，终于抓住某大佐脱裤子的机会，把他裤腰带上的钥匙都作了模子，提供给军情四处后，军情四处派人偷入此人寓所，打开了他的保险箱，偷拍了日本海军密码本。
今天，蓝正东又获得了日本海军航空兵将获得增援的机密情报，他回到家中后，检查了安全信号没问题，就迅速关好门，顾不得满身的大汗和酒味，来到佣人室，叫上老佣人（不仅是好台湾菜厨师，还是个熟练报务员），一起去阁楼发报。这份情报，迅速引发了西北陆航对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最后歼灭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