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张细芹喊醒，告知小面又有点发烧了。
简单洗漱下，我俩带着小面去了医院。排队，挂号，问诊，取药，一通跑下来，已经过去了一个上午了。吃了退烧药，又打了退烧针。回到家中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两个人凑合着吃了点东西，权当做是中晚饭了。
到了晚上，小面还是没有退烧。我和张细芹都没有心思睡觉，就守在小面床头。夜里凌晨四点多，小面突然大叫了起来，扭着身子双手抱着左腿。张细芹急忙站起身来，快速地问着：“怎么了，小面，怎么了？”
小面不答，只是一味地叫喊着。我看着小面的动作，不确定地说：“是不是左腿抽筋了？”说完，我稍稍用力按摩着，尝试着将他的左腿伸展开来。果然，他的叫声小了，不过还是躺不下来，小小的身躯蜷缩着。
我对正在另一侧紧张地按摩着小面右腿的张细芹说：“再量一下他的体温，还烧的话，现在就去医院。”
张细芹取出体温计，放在孩子腋下，让他夹紧后，问他感觉哪里还不舒服。小面没有睁眼，只是嗯嗯啊啊地胡乱答着。
看着温度计的示数，发现还是烧着，张细芹双手撑在床边，无力地垂着头看着小面苍白的脸。
“给他穿好衣服，我们带他去医院。”我对她说道。
到了医院，对值班医生说明情况，又看着他细细检查一番，直到护士给小面挂上点滴，我俩才算稍稍踏实一些。
我坐在床边，支着胳膊给睡着了。
上午八点左右，医生过来查看，发现小面体温仍然有些高，但看到孩子醒来后精神头儿还好，对我们说，到中午烧就会退了，不要着急。
只是，到了中午，烧还没有退。一直到第四天，烧还是没有退。中间，小面还短暂地昏迷了一次。我背着他上楼下楼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
焦灼的等待过后，检查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
医生们都不知道小面的身体是哪里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只有心急如焚。捱到第六天的时候，带着各种检查结果，我们转院去了省会。
又是各种各样的检查做了一遍，只是检查的对象不再是小面，而是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张细芹与我。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确切地说，除了我的右侧脑血管流速稍快外，一切正常。
拿到检查结果后，会诊的医生们也是一头雾水，按照惯例询问了家族遗传病史后就没了下文。在我们准备再次转院时，主治医师同我们谈话，说有一种国外进口的特效药，可以尝试一下。张细芹听到后，随即点头同意。
用药第四天傍晚，小面昏迷不醒。省医院的医生们随即把小面安排在重症监护室，开启各种仪器。张细芹在走廊里咬着牙哭了一夜，嘴里不停地咒骂着自己：
“连什么问题都不知道，还用什么特效药？！！”
停了特效药的第二天傍晚，小面自己醒来。除了体温稍高和一副无精打采的虚弱样子外，并无什么异常。
我们决定转院去北京，只是在同省会医院结算完后发现，钱不多了。先后两次住院治疗花费四万四千余元。
我们大着胆子，带着仅剩的八千块钱，去了北京。医生仔细地查看了我们带来的各项检查结果，建议我们住院观察。少了各项检查和特效药，八千块钱格外禁得住花销。
观察第七天，小面再次昏迷。医院方面开始治疗，随后就开始催促缴费。我不得不给高帅打了个电话。
电话一接通，我就直奔主题，说道：“我现在有点儿事，需要用钱。你那儿方便不？”
“需要多少？”
“我也不清楚，越多越好。”
“现在我这儿只有一万六，给你一万，剩下的得给我姑娘备着。”
“好。先打过来吧。”
“嗯。”
我们都没有再说其他，挂断了电话。
这一万块钱又撑了五天，中间小面醒了一天半的时间。
医院方面又催促缴费了。我们兜里没钱了。
万幸地是，第二天，小面醒了。据医生讲，用了某一种特效药，效果还可以。张细芹同医生说了出院的意思，医生听后，沉吟不语。
当晚，我们三人坐火车回家。
离家奔波三十余天，花费六万五千余元。和出发时一样，小面发着低烧，好歹清醒着回到了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