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通广大的西北开发总公司居然帮助呼延英良把火车上托运的两辆汽车在苏州卸了下来，呼延英良想起了在汇中饭店上有一面之交的陈纳德，就把他捎带上，连夜赶往南京。事实证明连夜赶路是非常明智的，因为从第二天起，上海到南京的公路上就挤满了逃离上海的平民。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艰苦历程，陈纳德终于在12日下午赶到了南京，他惊喜地发现，刚成立的中央空军与西北陆航空中作战联合指挥部（简称中西空战联指或者中西空指）已经是三缺一，就等他了。总指挥周至柔将军、副总指挥毛邦初将军、参谋长柳随吾上校都焦急地等着他陈纳德总顾问靓丽登场。
中央空军的指挥一直是由航空委员会负责的。说起航空委员会，因为大量军费开支和装备采购，是油水十足的机构，自然也是有名的烂账一笔。
航空委员会的前身是军政部航空署。中央航校成立以前，航空署几乎只有一块招牌，几架残缺破旧的飞机和七拼八凑的一些已停止飞行的航空员。署长先是黄秉衡，后是葛敬恩。在葛敬恩之后，徐培根接任航空署署长一职，徐培根是浙江象山人，曾担任过陆军大学教育长，去德国和意大利考察航空军事，回来后自然竭力鼓吹学习意大利的一切，并发扬与时俱进的吹牛拍马精神，把墨索里尼这位领袖怎样崇敬中国的“领袖”吹得绘声绘色，使得许多“领袖的忠实信徒”情绪激昂。对此种种，常凯申自然得意洋洋，于是航空署扩大为航空委员会，会址也由杭州迁到南昌。徐培根仍是航委主持人。
正在航空界的意大利迷们“蓬勃发展”的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从江西传来：南昌的航空委员会被一炬大火烧得精光！法西斯领袖的嫡传生徒徐培根被国民政府领袖常凯申关到牢里去了！消息所至，顷刻鼎沸。
这次航委内部上下左右同时起火的情景，据说是常凯申的“行营”亲眼看见的。航委的经理部分烧得最为彻底，所有帐册、单据全部烧光。因而有人向常凯申明言：徐培根亏空公款，他的裙带庶务老爷贪污舞弊，无法弥缝，才用定时*纵火的。但没有人证物证，案件一再延搁，终未定谳。果然，一年之后，忽然镜头变换，说是航空委员会的大纵火案“真相大白”了。据称一个勤务兵“投案自首”，报告失火原因是他曾经用擦洗过飞机的汽袖代替水洗刷了所有房间的地板，一处失火立即蔓延全部云云。徐培根要恢复自由“为国效劳”了。继徐培根之后，由粤系的陈庆云接任航空委员会的负责人。
1936年春，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和航空委员会都迁到南京，航空委员会改组扩大的任务落到航校校长周至柔的头上。
常凯申鉴于两广军阀反对他的空气仍然浓重，就把周至柔升为航空委员会主任，把航校校长畀予两广系的黄光锐，实施其怀柔政策，航校的实权则操在副校长蒋坚忍的手里。周至柔兴致勃勃来到南京，一开头便碰上未曾料到的难题。常凯申在叫他草拟航空委员会改组方案时，规定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航空委员会的委员长。委员会只是虚名，没有一个委员，宋美龄为秘书长，周至柔为主任。以下的编制、人事归周至柔草拟。周至柔考虑到秘书长虽然只应是主任以下的幕僚长；但这个秘书长却是“天字第一号的夫人”，决不能把她放在自己的下面。因此拟上去的组织系统是：委员长高于秘书长高于主任。可是常凯申一派公事公办的样子，亲自用红铅笔把“秘书长”的地位钩到“主任”下面，说秘书长应该是主任以下的秘书长。当然了，周至柔少将很识相，决不把委员长的客气当成福气，一般情况下都小心伺候着委员长夫人。
组织编制核定后，常凯申自定为空军中将（中国特色：陆军特级上将兼空军中将），宋美龄为少将秘书，周至柔也晋升为空军少将。周至柔虽然一直很注意搞好与蒋宋美龄的关系，可是后来在一些公事上，还是与宋秘书长有些矛盾。
常凯申在三十年代初开始建设空军后，由于美国人不愿意协助他打内战，就偏向意大利取得建设空军的支持。以总顾问劳地少将为首的意大利顾问团初到中国时，仿佛有意为徐培根的法西斯宣传作证明，确实曾经迷惑过不少人。从欢迎宴上回来的空军高级人员，纷纷谈论对意大利顾问的好印象。说他们服装整齐，举止严肃；宴会一开始就先举杯祝“蒋委员长”健康，宴席散时还齐声高呼“万岁”；坐立之际，一听到提及中国的“领袖”，马上挺腰肃立，表示敬意。不特如此，这个顾问团来华时，还带来墨索里尼赠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一架“卡帕罗尼”号巨型座机。凡此种种，与一向藐视中国的美国顾问团相比较，真使许多空军人员大为感奋。于是蒋介石又派了一批飞行科和机械科的毕业生去意大利留学。据说墨索里尼非但不收任何费用，还一个个亲自接见把亮闪闪的勋章佩带在中国学生的胸襟上，使这些中国学生以自己的政府不曾授予勋章为憾事(国际上的礼节是，没有在本国受过勋的人，不能佩带外国的勋章)。
但很快，意大利顾问团也暴露了真实面目，他们是一伙飞机掮客和航空流氓。所谓墨索里尼赠给蒋介石的“卡帕罗尼”号飞机一经试飞，方知是一架陈旧落后、性能很差的木制家伙。飞行人员谁也不愿意驾驶它，怕出危险，蒋介石更没有乘坐过一次。更有甚者，他们与日本鬼子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试图窃取中国的军事情报。“西安事变”前夕，意大利顾问团(此时的总顾问为史卡隆尼)，以策划“对日作战”为借口，向宋美龄提出要航空委员会给他们一系列关于中国空军军备的资料，包括全国飞机场面积的图表，全国飞机数量、性能、种类和装配表，飞行人员姓名、职级的统计表，以及贮藏弹药、器材数量的统计表等等。对于这种企图，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险谲，但一向迷恋于意大利帅哥顾问团的蒋宋美龄竟毫不犹豫，一口答应，吩咐周至柔照办。在这件事上，周至柔破例违背宋美龄的旨意，由此导致了他与宋美龄矛盾的表面化。周至柔玩了一套手法。他表面上答应交各处科汇集整理，暗地里却用极机密“即刻到”的电报向在洛阳的蒋介石报告，说这是关系国防的极机密件，不能轻易予人；现在秘书长布置下来的任务是否应当照办，请“委员长”立即回电示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周至柔这一做法是有较强的国家利益意识的。同时，他明知蒋介石与宋美龄“同床不出两种人”，但为日后免得承担严重的责任，以此“将一军”，一则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二则蒋介石纵然内心怪他多事，在表面也是难于措词的。这一手确实玩得高明。果然，秘书周鸣湘在无线电机旁等候了几小时后，回电来了．蒋介石的电文很简单，只有“婉词延宕可也”六个字。怎么“延宕”呢只好往下推，说各处科还没整理出来，宋美龄到底还是知道了这出把戏，就借鸡骂狗，大骂幕僚无能。
说穿了，矛盾还是来自于空军的采购大权。在购买飞机这件事情上周至柔竟无权过问，购买大权完全在宋家兄妹宋子文、宋美龄手中。买来的飞机往往是人家贮藏库里的过时货，配不到零件，坏了便无从修理。飞行人员对于陆军出身的周至柔本来就不很服帖，便借使用飞机之事对他进行责难。周至柔向宋家兄妹提到质量问题，就会碰上钉子。宋子文说：“你们要是挑肥拣瘦，那你们就拿钱来．要知道我购买的飞机，都是借来的款，赊来的货，你们办得到吗”这样，买来的飞机只不过充个数目，登个册子，一架架坏了之后就搁置在棚厂，不容谁有置喙的余地。周至柔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而且自己又赚不到钱，自然火儿大。
现在抗战军兴，七月中旬为卢沟桥闹心的常凯申想起了花钱如流水的空军，要求空军全军出动，名册上的三百多架飞机都去华北，搞个武装大游行，威胁日本陆军航空队，吓唬他们一下也好。问题是这个命令没吓唬到日本人之前，就把中国空军自己吓得够呛，因为那三百架飞机就没有几架飞得起来。
其实空军的飞机这事儿第一个无辜的确实是常凯申，去年也就是民国二十五年，陈立夫他们出了馊主意，以给常凯申祝寿的名义，发起全国学校捐飞机，扩充空军。常凯申觉得扩军是正经事儿，也就同意了。陈立夫和航空委员会推波助澜，把事情彻底搞大，到后来上海演艺明星们如王莹、兰萍也得随喜一份，确实收了一大笔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为了给常凯申和社会各界一个交代，空军在从广东空军接收的旧飞机上重新喷漆，把捐献方的名字弄上去，比如四川省捐钱了，就喷个四川号，广西省捐钱了，就喷个广西号，然后拍照登报，糊弄一下算数。不过，糊弄老百姓可以，现在委员长要飞机游行，这可不好糊弄了。
为了这事儿毛邦初和蒋宋美龄差点儿打起来，因为这笔钱确实毛邦初这些空军将领没敢沾手，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寿礼？可是也没买飞机，因为宋秘书长不同意。宋秘书长也不是耍脾气乱整，她有欧美航空界专家的意见作依据，三十年代中期，航空科技日新月异，比如战斗机正从双翼向下单翼转换，日本的九五式战斗机就是双翼战斗机，刚装备就落伍了，不得不开发九七式战斗机代替。宋秘书长寻思她老公透露了，估计抗日战争最早四一年才爆发，那么不如存着钱，多赚些利息，到39年再买，那不是能多买两架吗？而且买的还是最新的。所以蒋宋美龄就做主了，把钱存在姐夫家在美国开的基金公司里生利息。
没想到日本人如此不配合，刚存了一年定期，这卢沟桥就开打了，周至柔外人一个，倒是不好说什么夫人的不是，那毛邦初就绷不住了，他毕竟是航空委员会副主任，又学过飞行，他得管作战业务的，常凯申不会枪毙夫人，却有可能真干了他。
后来还好蒋宋美龄拉上了陈纳德作挡箭牌，又赶紧请出了表弟刘越石上将，才算把这个事儿糊弄过去：达令，你不是嫌飞机少吗？现在刘表弟有二百架世界最新型号的战斗机，他愿意看在表姐份上与中央空军联合作战，还愿意让周至柔当总指挥，毛邦初当副指挥，给足了中央面子。在南京国防会议期间，刘越石带着西北陆航队长柳随吾与航空委员会进行了认真的协商，多次的会议，达成了空中联合作战的协议。常凯申担心的北方空域作战基本可以由西北陆航承担一多半了，甚至刘越石还带来了一份绝密的作战计划，他愿意把西北陆航的主力投入到京沪战场一段时间，对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作一次致命的空中打击，这对于常凯申来说，真是意外的惊喜，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南风行动。
常凯申很快批准了联合作战及南风行动的构想，鉴于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十一日对上海的大举增援，南风行动的实施也迫在眉睫，于是八月十二日，随着长安的柳随吾和上海的陈纳德的相继赶到，航空委员会的下达了成立中央西北联合空中作战指挥部的命令，南风行动进入实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