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习惯性地用右手扶了一下眼镜框：“校长让我们讨论，我就先讲一下自己的观点。既然倭寇陆军登陆是必然之事，那么预设战场将在上海郊区，该区域地势平坦，适合倭寇优势地炮和舰炮的火力发挥，如果对登陆倭寇实行反攻的话，我军势必暴露在敌人优势火力下遭受重大伤亡。我的意见是不如有序地将我军后撤至预设的三条国防线去。从民国22年起，政府为了京师的安全，在京沪杭之间开始构筑大量的国防工事！重要的三条国防战线：第一条阵地带位于在吴江县至福山镇的吴福线第二条阵地带位于无锡至江阴的锡澄线第三条阵地带位于乍浦至嘉善的乍嘉线。还有与之一起开工的南京环形防御阵地和嘉兴到苏州的苏嘉线。这些国防工事是民国22年由参谋本部城塞组设计。主要内容是：以步兵营阵地为单位（特别重要的地段以团阵地为单位，次要地段以连阵地为单位）。阵地内设置一线阵地和预备阵地，建有射击、观察、通讯、交通、伪装、掩体、障碍等设备，以轻机枪、重机枪、战防炮工事为主体，组成环形防御体系。建筑材料以钢筋混凝土为主，尽量利用天然障碍物，辅以人工障碍，形成永备工事。从民国23年开始，军事委员会先后派第36师、第57师、第87师、第88师、独立工兵1团、工兵学校练习队、宪兵团，分期分批修筑。可谓工程浩大、到目前，尚未全部完工。虽然工程尚未完工，如果运用得当一样可以有效的杀伤敌军，减缓敌军的攻击速度！蹲在混凝土工事里面，总比堆在上海的滩头吃炮弹要强的多！”
老何的发言马上得到了同是日本海龟的熊式辉的赞同：“敬之兄此言深合兵法，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我赞同敬之兄的意见。既然越石兄依然率西野精锐前来，当有把握短期破敌，上海我军加入西野的力量，在虹口取胜后，如果倭寇登陆，则以刚到位的十八军为左翼，向登陆敌军作短暂抵抗，掩护市区和浦东我军，我左中右三路军交替掩护，有序撤退到预设国防线，随后长期抗敌，岂不美哉？”老熊也不愧是高级军事幕僚出身，马上把老何的策略具体化了。
徐永昌此时如老僧入定一言不发，他是刚从老阎那边投奔过来的，在座的要么是黄埔同僚，要么是老常姻亲，他可不愿意鲁莽建言，得罪了谁都不好。老常也乖觉的很，他默默不语，望向了陈诚。
我也对于陈诚的看法非常之好奇，注意，不是对他的态度好奇，因为屁股从来决定脑袋，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陈诚的基本部队第十八军各师尽数东调淞沪，很明显要在下一个阶段的战役行动中唱主角，老常把他和老熊在这个时候派去和我一起视察前线状况，就是在考虑第二阶段淞沪战役的前敌指挥问题，所以前面老常要让我任前敌指挥的时候陈诚脸儿都绿了，听到我表示坚决推辞，他才又缓过劲儿来。陈诚的心态与何应钦截然不同，东征时“三炮起家”的陈诚，实在说，也许因为其所学专业太偏或年龄最小，这个小个子浙江人，虽然很能干，在对江西苏区第四次围剿之前，任军职总比其他老常爱将晚一拍，因第五次围剿战绩突出，才开始加速度跃升，陈诚深知老常对何敬之是旧情难忘且借重其能力，对他陈诚可就是看忠心看实干了，故此五次围剿结束的时候陈诚非常有危机感，如果没有战事，他和他的十八军对老常可就没价值了。此人严于治军勇于任事，有国民党中实干家与战术家之誉，1835年后，主持陆军整军。
在真实历史上陈诚指挥淞沪抗战、督理武汉防务、坐镇陪都门户、策定远征、经营台湾均能尽心竭力尽责。但平心而论，陈只是实干家与战术家而非出色的战略家，在战略眼光上,他远不如何应钦，所以，陈在参谋总长任内，以他为主指挥的内战就失分很多，换句话说，国民党惨败陈要负较大责任。
我很清楚陈诚考虑到常凯申必然命令他指挥十八军主战淞沪战役的二阶段，那么他无论是出于将领的职业本能还是为了自己和部队的前途，都希望仗打得越大越好，如果真像他老冤家熊式辉那么说的，陈诚也就是做个掩护部队，攻克虹口的奇功是西野的，他的十八军成了阻击登陆日军的主力，只啃骨头没肉吃，真正岂有此理。所以陈诚的态度肯定是要坚持在上海大打特打，这样他才能真正成为大战役的总指挥功成名就，陈小鬼的名利心那可是如滔滔江水源源不断。然而我好奇的是，他会如何反驳何、熊二人的老成谋国之策，毕竟这是专业军事会议嘛。在后世，陈诚自己的回忆录是如此写的：“日寇于据有冀察后，如抄袭元清故事，挥兵南下，以偏师出洛阳，塞潼关之口，以主力趋武汉，关长江之门，则中国东西纵剖为二，西北方面进不能出，东南方面退而不能入，此时我们的持久抗战，恐怕就要更困难多了。”稍微翻译一下，陈诚的考虑是，如果日寇在华北迅速得手，必将利用快速部队，沿平汉铁路南下武汉，如果其迅速攻占武汉，就会把中国战场纵断为二。陈诚分析道：“于我大为不利。”在陈诚看来，武汉若迅速失守，将不仅仅是苏联援华供应线无法畅通的问题，而将使得整个抗战局势无法逆转。
这段话，是抗战胜利的基石，只有真正的军事家才听得懂。因为，这段话的基础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军事地理学。战国时期张横苏秦的纵横术、汉初张良的运筹帷幄、汉末诸葛亮的隆中对乃至于朱元璋、刘伯温的北伐策，都基于这门学问，所以古人秘之，称之为帝王之术，掌握这门学问的，被称为帝王师。我研究抗战史时，最奇怪的就是以陈诚的后来输掉大陆的战略水平，他是怎么能在1937年8月说出这段决定了中日战争胜负的话的？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干将，陈诚当年的态度，颇能说明为何第一期抗战的主战场设在上海。1937年8月15日，陈诚从庐山奉蒋介石令到南京。陈诚告诉蒋介石，当时他的工作安排有三种选择：“华北与晋陕将领来电要求中央派我至华北指挥抗战；赴上海视察张治中部作战，并协助之；厘定战斗序列。”在这三件事中，分身乏术的陈诚选择了去上海。
陈诚的考虑是，如果日寇在华北迅速得手，必将利用快速部队，沿平汉铁路南下武汉，如果其迅速攻占武汉，就会把中国战场纵断为二。陈诚分析道：“于我大为不利。”在陈诚看来，武汉若迅速失守，将不仅仅是苏联援华供应线无法畅通的问题，而将使得整个抗战局势无法逆转。“日寇于据有冀察后，如抄袭元清故事，挥兵南下，以偏师出洛阳，塞潼关之口，以主力趋武汉，关长江之门，则中国东西纵剖为二，西北方面进不能出，东南方面退而不能入，此时我们的持久抗战，恐怕就要更困难多了。”陈诚如此回忆。
老常是不会愿意在上海小战即止的，上海是中央的钱袋子，上海也是老常可以把英美拖下水对抗日本的最大筹码，如果不战而放弃上海，在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上，对老常的国民政府是场灾难，即使在“八一三”会战开打之际，蒋介石仍心存希望——如果国际上，特别是英美出面调停，是否能让事件比较和平地解决？那么，他就要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抗战决心，打出点儿样子给欧美看看。特别是上海乃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地区，无论是工商企业，还是生产方式，还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上海都是开风气之先的所在。虽然各国外交机构大多设在首都南京，可上海才是外国利益的核心所在。老常的外国顾问有切合实际的分析称：“对世界而言，中日两国在华北的磕磕碰碰，可以视为是在‘偏远地区’的小打小闹，因为那里距离上海的租界很远，并没有引起外国势力的重视。”上海，乃至华东，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是英美在华的势力范围。如果让英美感受到日本在华东造次，是否会平衡出一丝希望？现在，虽然我前面的分析打破了老常短期内英美出面干预的幻想，但是从长期战略角度来看，中国的抗战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援，那么上海将是展示中国抗战决心和能力的最好窗口，这也是我不辞劳苦，调动西野陆空精锐来虹口决战的原因啊。
然而这个政治经济账毕竟是要建立在军事账的基础上的，老常是个聪明人，他和我一样，信赖陈诚次长的屁股会指挥陈次长的脑袋来寻找军事上的理由让何应钦们闭嘴的，所以他和我都盯着陈诚想听他的高见。陈小鬼却素来缺乏急智，他和我们大眼瞪小眼了十几秒钟，又拿出块手帕擦了擦额头冒出的汗，确实南京也是太热了，他说：“我是个练兵领兵的人，大战略不如何部长看得清说的明，然而对中央和各地方部队的状况，我因为负责陆军编练工作，还是有些了解的。首先中央军北上作战困难重重，会受到各地方军队的牵制甚至反对。德国将军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帮助我们建立一支训练有素，又精干成型的义务制军队。到1930年代中期，国民革命军中，已有大约8万人接受过塞克特式的训练。然而，将全国军队整编成精干又训练有素之师，接受中央的统一号令，在1930年代中期来说，确实有点儿痴人说梦。虽然改旗易帜，但东北军依然听张学良的号令；华北，是宋哲元的；山东，是韩复榘的；广西有李宗仁白崇禧……想裁军、编练骨干，对于各地方来说，几无可能。而让中央军北上抗日，在七七事变前根本不可能，在此之前，校长一直不愿让黄埔的精锐之师去防守华北，因为那是一个无法真正控制的地方。别的不说，汤恩伯为了进入察哈尔就费了多少力气？校长至今还不是一再给山西绥远发电报，请他们支援汤恩伯部，不要把十三军搞成孤军？这些敬之、天翼你们都很清楚，次宸就更不用我多说了，阎百川和傅宜生会否伸手救援，你比我更清楚。大量中央军北上，我怕华北各地方军队用来防范中央军的心力远大于用于对日作战的。可是如果换成在上海作战，则前期动用的都是中央军精锐，各地方军队眼看中央抗战如此坚决，反而他们会义无反顾增援中央在上海的作战，这就是上海作战有利于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团结。”
我和徐永昌对望一眼，老徐脸色有些难看，他刚从老阎那边过来，陈诚对北方各地方军队这么尖酸刻薄，有些对着和尚骂秃驴的过分感。不过陈诚无视老徐的个人感受：“其次是后勤问题。如果是在华北作战，我中央军主力远离江南的基地北上迎敌，我们的后勤运输反而比倭寇麻烦，因为倭寇有轮船和密布东北朝鲜的铁路，还有大量汽车，而我们的铁路线则受到倭寇飞机轰炸干扰，我们的汽车数量太少，只能靠畜力和人力运输为主，这倒变成了我军是客敌人为主的颠倒情况，与其劳师远征，不如就在上海打，我们的后勤供应就在战场边上，敌人反而要从本国辛苦运来，则我有主场之利也。
最后一点，敬之言上海郊区地形平坦，适合敌人火力发挥，然而华北地形又何尝不平坦呢？我反而认为江南水网遍布，倭寇机械化部队无从施展，华北平原更有利于倭寇机械化部队的运动，而上海的街道和周遭水网密织的江南地形，则更有利于中国的轻装部队。据我了解德国顾问团也和我同一个看法。”
陈诚的意见并没有说服在座的各位，熊式辉第一个反驳：“辞修兄所言皆为战术上的好处，战术是必须服从战略的，敬之所言才符合委座的战略：深沟高垒、固守阵地，持久消耗敌人。试问我们在上海的堡垒在哪里？没有坚固的阵地如何持久消耗敌人？”没等陈诚想出反击之词，老何又给他补了一刀：“辞修看到了在上海作战的一些好处，然而必须承认，在无预设阵地的平原作战，我军势必付出重大牺牲，那么这场战役的战略意义何在？辞修兄负责整编陆军，你也知道中央军精锐也就是你刚调整的二十个师，这点儿本钱真放到淞沪平原和日本拼消耗，估计很快就不剩多少骨头渣了。国际政治不是我等军人要考虑的，自有校长处置，今天咱们是军事会议，辞修兄得有一个值得的他们去牺牲的军事上重要理由啊。”
我看着陈诚憋红了的一张小脸儿，到最后他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这可和真实历史上他回忆的情况不大像啊，完蛋了，看来陈小鬼后来是吹牛的干活儿，他根本没有在1937年8月先知先觉，而是事后诸葛亮啊。老常的脸色继续阴晴不定，我知道老常是个天生的决策者，他善于综合所有的意见看法，反复衡量后，做出决定，而且对于他自己坚信正确的决定会有一种偏执狂般的坚持。但是，现在淞沪会战的走向，真的好似云里雾里，而且各方面利益纠葛，让人难以取舍。在真实历史上，直到九月下旬阎锡山失守大同后，老常才下定决心在上海做生死搏斗以吸引日本主力到上海，减轻华北方向的压力，因为他必须让日军无足够兵力进攻西北切断苏联援助路线。而在此之前，老常在上海的作战仅仅是为了等待英美德各国的调停，以恢复上海和平，可以继续取得上海的税款供应国民政府。正是老常的这种错误判断和意图，导致了中国陆军实行的是添油战术，自身损失巨大而没有给日军沉重打击。
事关淞沪会战及八年抗战的全局，我必须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