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被憋红了脸的陈诚和默默无语的常凯申，我缓缓说道：“淞沪会战必须打，而且必须大打，这有着深刻的战略依据，会影响到整个抗战的成败。”老常眼睛亮了一下：“越石侬详细讲讲看。”
我说：“中国总的抗战战略是什么？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我中华国民党内一些军事战略家已经看到第二次中日战争无法避免，提出中日一旦开战，中国可以在对日作战中实施持久抗战。蒋百里就多次向国民党政府建议，以“拖”的战略拖垮日本。民国241935年春夏，校长蒋介石也曾构想中国对日“至和平绝望时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桂系的李宗仁于民国二十五1936年4月在广州对记者发表谈话中提出“焦土抗战”：即“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优越条件来困扰敌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今年七七事变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8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此后，校长蒋介石多次训示宣扬“今次抗战，利于持久。”“要以持久战、消耗战，打破敌人速战速决之企图。”
我理解校长的战略可以总结为四个字：苦撑待变。‘苦撑’是尽其在我，‘待变’是等候世界局势变得于我有利之时！怎么苦撑？不外乎两句话，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基于我国土幅员辽阔，战略纵深宽广，我们可以且战且退，把一座座城市，变作我们的堡垒敌人的坟墓，倭寇要上海？可以，用十万伤亡来换！倭寇要保定？可以，用五万伤亡来换！我们还有太行，还有黄河，看倭寇有多少人可以填平我们的太行黄河！
要苦撑，就要有可靠后方，校长早在民国24年就选中了西南作为抗战根基。我还记得这一年10月，在校长即将离开四川前于成都接连作了两次讲演。在演讲中，对四川的物产、地理、人民诸多称赞，认为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最后，明确无误地宣告：在对日战事发生后，无论中国出现什么情况，何种困难，只要川滇黔三省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民国25年四五月间，校长再次视察西南时，已经感到满意，表示，“川、滇、黔三省施政成绩，现已有显著进步，至为欣慰……。”此时，以贵州为中心的湘黔线、黔桂线、川黔线和滇黔线公路网初步形成。为大西南作为抗战后方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当时讲道：“去年一年工夫，我们川、滇、黔三省毕竟统一，国家生命的基础得以稳定，……这是我们抗日的最大胜利。”并表示“决不签断送主权的条约”。”我说到这里看了看老常，发现他面有得色，显然对于我能倒背如流地引用他的讲话感到很满意。于是我继续：“西北愿意追随中央，在华北等地积小胜为大胜，持久消耗倭寇有生力量，用大西北的资源、工业支援抗战，把西北变成和西南一样的可靠后方，有了大西北与大西南，我们的苦撑就有了两根支柱，一定可以坚持到胜利。
待变怎么待？不是坐等美英苏与倭寇开战，而是积极进行谋略及外交活动，利用倭寇与列强的矛盾，先从争取列强的援助做起，逐步引导他们走上与倭寇决裂的道路。苏联与倭寇在亚洲誓不两立，必全力支援我抗战，西北一向与苏联有合作，愿意帮助中央联系苏联，我不敢说苏联会立刻出兵，但是苏联一定会有大量的物质援助，我私心认为四十个师的装备弹药、大量的作战飞机可以立至。美国也与西北多有合作，虽然美国乃皿煮政体，对倭寇侵略反应会很缓慢，但是美国实力雄厚，一旦与倭寇决绝，必能彻底灭亡之，如是则中华胜利可期。故所谓待变，是先要待到外界的物质援助，然后待到国际形势的彻底转变，变我们孤军抗战为与列强并肩作战。待变的关键是获取外界支援的通道。倭寇海军世界第三，他们一定会发扬海上优势，封锁乃至攻占我方海港，如上海、广州等，迟早受到倭寇攻击。故海上的国际援助通道必须借助英法殖民地港口，如香港、海防、仰光、加尔各答等，再经陆路转运，仰光上陆的货物，怎么能运进云南？这就要中央与云南协商了。而苏联援助，这是立刻可以拿到的最现实最有力的援助，则有两条陆路国际通道，一条从外蒙入绥远经大同后由同蒲线转运全国，这条线路要靠晋绥军保持了，现在南口战事激烈，万一不顺，则倭寇经张家口直扣大同，个人认为以晋绥军的能力难以守住；另一条线路则从苏联中亚，经新疆到甘肃后，通过陇海线运全国，这是上述所有陆海同道中唯一一条不受外界影响的通道，也是苏联援助唯一可行的通道。
故我之苦撑待变，一要保住大西北大西南两个民族复兴基地而据此与倭寇对抗，二要保持国际通道不被倭寇切断。
如此则在抗战的过程中，我中华大地上必然形成敌我对抗的分裂形式。这种二分型的对抗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其实乃是新的统一完成前夕最基本的格局，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秦汉、隋唐和元明清——都是结束长期的分裂而完成的。在每次大一统完成的前夕基本上都是一种二分型对抗的格局。以本次对抗言之，待到抗战胜利，自然又会回到中华民国大一统局面。仔细考察历次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二分型对抗局面，我们可以从历史教训中吸取出正确的抗日战略。
如果我们罗列出历史上所有这种局面，会发现由于中国军事地理的决定，不外乎两大类：东西对抗或南北对峙。秦以兼并六国而结束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分裂，在秦统一天下的前夕，基本上是一种东西对抗的态势。在秦汉与隋唐之间，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以隋与陈的南北对峙而走到尽头。在隋唐与元明清之间，经历了五代十国和宋、夏、辽、金先后并存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分裂又以南宋与蒙古(元)的南北对峙而走到尽头。明清交替之际，又有过清与南明的南北对峙。
在东西对抗和南北对峙这样的大型对抗中，论地理上的优势，是东不如西，南不如北。在秦统一的前夕，秦居西方，占有地势上的优势，秦以此而兼并东方六国。每次南北对峙则都是以北方兼并南方而统一天下。西晋与孙吴的对峙以北方的西晋消灭南方的孙吴而归于统一。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峙以北方的隋消灭南方的陈而归于统一。蒙古(元)与南宋的对峙以元灭南宋而归于统一。满清与南明的对峙是以清灭南明而结束。
上述几次北方兼并南方的统一战争在布势上又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东西齐举，上、下游并进；但局面的打开则都是从上游着手的。西晋灭吴，以王浚下益州，杜预等下荆襄；隋灭陈，以杨素下益州，杨俊等下汉水；蒙古则以攻克襄阳而取得上游之势。这是由南北对峙的基本地理形势所决定的。南方赖以对抗北方的依托和联络内部的交通线主要是长江，长江上下游之势在战略上表现出的利弊非常鲜明，北方夺上游之势即足以控制长江形势，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
当今倭寇自东北入关而来，寇我河北，势同元清，我国不得不慎，否则重蹈宋明亡于异族的覆辙就惨了。中华民国建都于南京，经济重心也位于江浙沪，从军事上看，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南北对抗，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下连吴越，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对抗北方的天堑作用。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经营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战略意义。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然而我认为，荆襄对东南的生存起到了更大意义。长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维，淮河之守重在内外呼应。南宋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
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前人曾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注：《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
湖北居东南之上游。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相对而言，东南无四川尚可立国，若无湖北，则东南不可以立国。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保障上游。明末顾炎武在详考了立足于东南的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八代政权的成败兴亡之后，指出了“厚荆襄”和“阻两淮”为东南立国之本。[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形势论》]孙吴、东晋南朝均以荆、扬二州为江南重镇，二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以扬州为根本，委荆州以阃外”[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历代州域形势四]成为六代在江南立国的模式。南宋与金、蒙古对峙，也倚重荆襄，屏护上游。从军事上讲，刑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超过两淮。对于东南政权来说，“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校长最欣赏的清末曾国藩、胡林翼等镇压太平大国起义，—改此前清廷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在下游围困金陵的作法，而从上游的武昌、安庆着手，拔太平天国之根本。
倭寇谋我日久，对我中华之军事地理历代战例钻研精深，在北洋时期，中国的军事地图都是请倭国派人协助绘制的，倭寇陆军参谋本部一样对我国历史上南北对峙的北方如何灭亡东南之国耳熟能详。今卢沟桥事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平津的驻军。迄今为止，华北日军仍在集结动员中，仅仅是在南口动用了一个师团加一个旅团的兵力清除平津侧翼我军对其威胁，那么下一步日军会如何组织其攻势呢？
如果我是倭寇参谋本部，针对中国苦撑待变的战略布局，该当如何应对？不外乎切断外援，根除后方基地两条。我认为最可怕的对策如下：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及酒泉战略工业基地与内地之联系，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而主力则乘胜跟踪穷追，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则京、沪不攻自破。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此案的关键是倭寇的中路军，仿效元灭南宋和清灭南明的故智，从河北经河南直下武汉，中间为华北及中原的平原地带，仅仅有江河相隔，倭寇还可以利用平汉线和津浦线提供后勤供应上的便利。倭寇有机械化旅团，每个师团也有直属装甲队伍，如果发挥其空炮步坦的协同作战力量，我军在平原上无法抵挡。那么倭寇攻占武汉之日，东南我军重兵集团将被切断与大西南、大西北后方的联系，苏联援助的唯一通道由于陇海路被切断，也将成为泡影。
如果倭寇真出此计，则可以切断我之国际援助通道，全灭我之后方基地，中华危急了。可怕的是，以现在倭寇集中重兵于华北，分兵向平绥线进击来看，倭寇陆军正是想造成南北对峙之局面，然后仿效元清灭亡中国的策略，采取由北向南的攻势，配合长江流域的西进攻击，灭亡中国，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然而如果我们不出奇计，就会成为现实了。”